行业共建
研讨会回顾 | 一场关于公众参与的深度对话
2025-12-31
在公益实践中，公众参与已成为一个被高频提及却内涵模糊的“大词”。它时而指向筹款数据，时而关乎志愿者动员，时而又与服务对象的权利产生微妙张力。
当行业习惯用规模和数字来衡量参与的成功时，我们是否已在无意间背离了参与的初衷？公众参与究竟是一个需要被完成的指标，还是一个需要被谨慎践行的过程？抑或本就是公益实践的目的本身？
“从共识到共行”系列研讨会的第三次对话，大有启行社工带着在一线服务中的思考，邀请了两位深耕于行业系统的对话者，臧婧（方德瑞信）与陈志君（善导），展开了一场坦诚而深入的对话。
本回顾旨在呈现这场对话的脉络、过程与要点。三位实践者从各自的实践出发，尝试勾勒出有效参与的应然图景：它必须始于对每一个体主体性的尊重，成于在行动中构建的价值共识与信任，并最终指向一个更具韧性的命运共同体。
01
从困惑开始
(本部分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对话者从具体实践中的张力时刻出发，揭示公众参与一词在行业中被标签化使用的现状）
高卉：大家好，我是高卉，郑州市金水区大有启行社工服务中心的发起人。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尤其欢迎很多新朋友。我们机构长期专注于河南省困境儿童的陪伴与服务，但我们的工作路径有些特别：我们不是独自服务，而是与多家组织协同，通过“营会活动”这样的联合服务现场，把不同机构服务的孩子聚集起来，共同为Ta们提供一段深度的陪伴与成长体验。
联合服务现场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需要协作与参与的实践。我们期待在真实的行动中，与各方伙伴一起，把“儿童参与”“儿童主体性”这些听起来有些宏大的词，转化为可感知、可共识的“动词”。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没有打出来的副标题——“从大词到动词”。
我之所以发起今天这场对话，是因为在我与伙伴们的交流中，发现我们很少深入去问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公众参与”？
很多时候，答案会指向“弥补人力不足”“让机构活下去”“让更多人捐款”……这些动机当然现实，但如果仅停留在这样的叙事里，公众参与的成功标准，就很容易变成“关注量”和“筹款额”的攀升。
而如果在动机和评价维度上，大家的理解本就存在偏差，那么组织间的合作就难免出现张力。我举两个例子：
在志愿者招募上，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与高校社团合作，而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做公开招募、长期共学和严格选拔？因为在与团体的合作中，对方可能更关注“能开多长的志愿服务证明”或“有没有专门的宣传环节”，而对于我们最为看重的——如何基于孩子的真实需求去设计活动——却觉得“太麻烦”“按标准流程走就行”。这让我意识到，如果缺乏价值的深度认同，联合只能流于表面，而价值共识是无法速成和批发的，只能通过一个足够长和深入的过程。
在之前筹款合作中，与一线伙伴的交流时，我们常常面临关于“孩子写感谢信”的争论。我们坚持这是孩子的自愿行为，不应成为对捐赠人的承诺。但伙伴会担忧：“不这样，如何保证捐赠人的参与感？如何保证筹款效果？”这背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能否为了基于自己所理解的“参与”，去妥协孩子的心理安全和主体尊严？
类似的张力还有很多，比如是否相信孩子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课程，是否允许Ta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放弃”一项活动。这些选择看似微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是否在重复那些孩子在日常中早已熟悉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如果我们倡导的“公众参与”，最终压制了“儿童参与”；如果合作方对参与的理解仍是单向的施与，只追求那些可见、可量化的成果，而忽略了每个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表达权、被尊重感和对空间的归属感——那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可能就在无意中本末倒置了。
正是这些实践中不断浮现的困惑，促使我想组织今天这场对话。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回到起点，诚实面对“公众参与”的目的、边界与价值衡量。唯有理清这些根本性的共识，我们的联合行动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臧婧：大家好，我是臧婧。非常感谢高卉的邀请，来参与这场关于“公众参与”的深度对话。我的职业生涯几乎都与公益筹款相关，至今快二十年了。这段经历让我对“公众参与”的观察，也随着自身角色的转换而不断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动态思考的过程。
最初，我和很多人一样，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和捐赠人参与其中的。那时的参与感非常直接和强烈，是发自内心地想为某个议题贡献力量。后来，我进入基金会开始专职负责公众筹款。角色的转变让我必须不断追问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筹款？仅仅是为了维持机构运转吗？显然不是。更深层的动力在于，我们需要清晰地识别并传达某个社会议题的核心价值，以及我们对此的独特观点和解决方案，以此寻求公众的深度认同，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
在那个阶段，我们做了大量议题倡导工作，比如早期的自闭症社会融入等。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倡导”还是“公众参与”，都是推动社会议题被真正看见、被理解的关键路径，是连接机构使命与公众善意的桥梁。
我后来进入平台工作后，视角再一次发生了转变。在审阅大量来自各地伙伴的项目申请书时，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非常擅长清晰地阐述社会问题、介绍自身的干预模式和项目成效，逻辑严谨。但在“如何让公众理解并参与到这个议题中来”的路径设计上，却往往显得薄弱甚至缺失。项目书里充满了“我们”做了什么，却较少看到“我们”将如何邀请、赋能并回应“你们”——也就是潜在的公众支持者。这促使我主动调整了项目申请的模板，特意加入了关于“捐赠人参与”和“项目传播”的模块，希望能引导伙伴们不仅仅把公众视为资源的提供方，更是价值共创的同行者。
而当我离开平台，以更独立的视角观察行业时，一种新的困惑产生了：当下行业中“公众参与”的声浪，有多少是源于公益组织内在的价值驱动，又有多少是为了回应互联网平台设定的指标或资助方的特定要求？它有时更像是一种外部压力牵引下的“必答题”，而非内生的探索。这使得讨论常常滑向“如何提升参与人次”、“如何增加捐款额”等量化维度，而忽略了参与的本质。这恰恰是高卉提出今天这个话题吸引我的地方——我们到底为何要谈“公众参与”？它的核心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此外，我始终对“公众”这个笼统的词汇抱有警惕。它似乎预设了一个模糊的整体，却容易让我们忽视其中不同群体巨大的差异性和独特诉求。
当我们谈论“公众”时，我们究竟在指谁？是年轻的互联网原住民？是项目的资深志愿者？还是在公开平台上可能面对的“流量”？不同的类型下，Ta们的动机、能力和期待可能截然不同。厘清“谁是我们的公众”，是有效对话的第一步。
陈志君：大家好，我是陈志君，伙伴们通常叫我“大头”。我和伙伴共同发起的机构“善导公益发展”，从2008年创立至今，核心工作就是支持各类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运用以“协作（facilitation）”为核心的一系列参与式方法来开展工作、召开会议、推动改变。可以说，我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断地将“参与”这个理念，拆解成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法、技术和流程来实践。
在接近二十年的实践里，我和团队培养过数千名公益行动者。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在我们整体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经验里，绝大多数人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参与”，体验是严重不足的。我们更熟悉的，往往是“参加”一个既定流程，“配合”一项安排，或者是在“你来参与，我来收割”的模式下提供想法或点人头。因此，当“参与”作为一个美好的价值观被提出时，它很容易悬浮在空中，成为一个不知如何下手的大词。这并非谁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们共同缺乏让它落地生长的土壤。
我想分享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我们曾陪伴一个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非常优秀的组织，Ta们拥有先进的服务模式和管理体系。但Ta们遇到了一个瓶颈：Ta们资助和支持的多个县域团队，始终难以生长出自主规划和担当的能力，凡事依赖中心团队的指令和资源。这就像一位用心良苦的家长，面对一个似乎长不大的孩子，双方都感到疲惫和困惑。放手，担心Ta们做不好；不放手，这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又无法持续。
后来，这个组织做了一个关键决定：中心团队下决心“放手”，而我们作为协作者，为这几个县域团队创造了一个安全、结构化的空间，引导Ta们为自己制定未来一年的工作计划。起初，这些县域的伙伴们非常不自信，觉得自己“没能力”、“做不到”。我们并没有直接给方案，而是通过一系列协作工具，引导Ta们去梳理自身优势、分析真实挑战、并勇敢表达“我们自己想实现什么改变”。
奇迹般地，当权力和责任被真正交还，当Ta们的想法被认真倾听和尊重，那种主人翁精神便迸发出来。在几天内，这些团队就从“等待指令”的状态，转变为能够制定出充满洞见和热情的行动计划。这个转变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参与，其核心动作是“放下控制”和“创造空间”。它需要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每个人都有为自己命运做主的潜能和权利。这不仅是有效的工作方法，更是一种伦理上的“应当”——我们不应代替Ta人做决定，尤其是事关Ta们自身发展的决定。
基于这些实践，我理解公益中的“公众参与”，其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激发每一个相关方的潜能，共同面对复杂的公共议题，并在过程中构建“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衡量一次参与是否有效，不在于场面多热闹，而要看是否促成了深度的相互理解、产生了新的行动洞察、形成了有质量的共识，以及最终，大家是否愿意为共同的决定做出承诺并付诸行动。
02
追问参与的本质
（本部分追问“为什么”，深入探讨倡导公众参与的根本目的，超越表面数据，触及价值认同、信任构建等核心。）
高卉：感谢两位的分享。无论是在行业层面对“公众参与”的片面理解，还是我们成长经验里，真正作为主体被尊重的“参与”体验的稀缺。都在回应为什么我们觉得“参与”这个词汇之下的共识，还远远没有达成。
这让我想到我们机构在日常实践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反复出现的场景，它或许可以作为刚才两位所谈困惑的一个注脚。自从我们聚焦孤困儿童服务以来，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夕，都会接到不少合作举办活动的邀请。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公众参与的热情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高峰。
但我们几乎拒绝了所有的邀请。曾经有合作方很不解地问：“你们寒暑假能办7天的营地，为什么不愿意在儿童节做一场一天的活动呢？”
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本身即是答案。我们反过来追问：“六一”儿童节办一场单天的活动，究竟是谁的需求？是孩子们在节日“缺活动”吗，碎片化的活动在回应什么呢？是回应孩子？还是回应发起方需要一个集中呈现爱心的“场景”？我过去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在炎热的天气里，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在操场上参加活动，有孩子甚至因此中暑。但当孩子被带到一旁休息时，老师却过来说：“赶紧恢复一下，等会儿大合影一定要上来。” 那个场景对我冲击巨大。
那一刻我感觉当“公众参与”被错误理解，需要一场光鲜的活动来承载时，儿童作为主体参与的权利、Ta们真实的感受与身体状况，就可能在无形中被妥协、被工具化。我们拒绝这种将孩子物化为场景道具的“参与”。
然而这个问题每年依然出现，这迫使我们不断向内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倡导公众参与？
如果初衷是为了孩子，那么当公众参与的形式与孩子的真实福祉产生冲突时，我们的选择就定义了参与的底色。但如果参与的目的模糊不清，仅仅是为了满足资源方的期待、或解决机构自身生存发展的焦虑，那么评价的尺度自然就会滑向表面的热闹与数据，从而走向异化。
这种对本质的追问，也深刻重塑了我们看待自身工作的方式。例如，我们每年会耗费长达数月进行志愿者的招募与共学，而最终能长期服务的志愿者，其实数量不多。
如果仅用“转化率”来衡量，这似乎“效率”不高。但我们内部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共识：这个漫长、看似“低效”的招募与共学过程，其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公众参与。
我们意识到：
这是深度价值传播与筛选“同行者”的过程。它的目标不是快速聚集人力，而是寻找、影响或培养那些真正认同“儿童主体性”、“深度陪伴”等核心理念的伙伴。这个过程拓宽对于参与的理解边界。
大有启行的伙伴们都认为：对于孤困儿童开展陪伴与服务，其实是一件有门槛，需要具备儿童服务伦理，具备稀缺的平等、尊重等价值观。所以直接在服务场景里以公众参与为名，达到卷入流量同时获客的目的，恐怕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如何让机构获得更多的关注者，并参与其中呢？我们认为志愿者的招募过程，以及传播周期，都是更好的契机，我们可以用长程的传播、共学、故事讲述、文章写作、公开对话等，让更多人可以通过了解、讨论、认同和理念传播的方式参与进来。比如，在我们看来，未必到服务现场才叫参与，一次基于深度认同的转发，也是有价值的参与。
所以，我们重新定义了参与的起点。参与并非从“进入服务现场”才算开始。当一个人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的理念，并尝试理解我们为何做出某些“反常识”的抉择时，一种更为本质的参与就已经发生。
目前对大有启行而言，倡导公众参与的深层目的，不是简单地“卷入更多人”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基于深层价值认同的支持网络和行动共同体。我们追求的不是短暂的数据，而是持久、可信任且能共同面对复杂现实的共行关系。这就是我们从具体困惑出发，走向对参与本质的一些理解。
臧婧：在我看来，要厘清“公众参与”的目的，首先要把“目标”和“指标”区分开来。我们常常用来衡量参与的那些量化指标——比如参与人次、捐款额度——它们固然设施可以用来评估“参与”效果的手段之一，但这些指标部分回答的是参与发生得如何，而非“公众为什么参与，参与到了哪一步，参与带来了什么改变”——即参与的目的。尤其在互联网公益场景下，数据极易被直接等同于目标，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
那么，参与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在公益筹款的领域，我们也常常探讨一个类似的问题：筹款，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思考下来，我认为筹款更像是一座桥梁，而这与讨论“公众参与”是相通的。
筹款所搭建的这座桥梁，连接着两端：一端是公众（包括捐赠人），另一端是社会需求与公共利益。我们所有的工作，无论是筹款还是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就是去搭建并稳固这座桥梁。
而让这座桥梁得以稳固的，有两个核心基石：第一，是捐赠人的价值观，我们希望通过参与，能动态地影响并呼应公众内心良善的价值观；第二，是对议题的认同，即捐赠人是否将我们所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视为值得优先关注的事项。连接这两块基石的粘合剂，则是长期信任。
所以，我们所有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与公众之间基于深度价值认同的长期信任关系，从而共同实现“公共善”。
这意味着，参与是一个动态影响的过程。我们不要尝试“教育”捐赠人，或者把对捐赠人动机的道德审判作为起点，因为每个人的背景都很复杂多元。相反，我们应尊重其起点，并致力于创造各种场景和理由，让其在参与中逐渐理解并认同我们回应社会议题的核心价值。比如，一位捐赠人支持大有启行，或许最初是为了帮扶，但后来慢慢意识到机构持续坚持的“儿童主体性”，进而在价值主张上再进一步达成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让捐赠人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这很重要，但更深层的、能形成良性循环的体验，是当捐赠人因为看到了社会问题的真实存在，并深刻认同我们解决问题的价值理念与方法时，所产生的那种认知跃迁的瞬间。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愉悦，而是一种因价值共鸣而产生的、更深层的满足感和信任感。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公众参与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数据，而是为了促成这种价值的相遇与共鸣，让公众从支持者转变为真正理解并认同我们事业的“同行者”。这座信任的桥梁越稳固，我们离要实现的公共善就越近。
陈志君：在很多人看来，协作者可能就是那个在会场里手持话筒、引导流程的人。
但这个画面，其实只看到了我们工作的最后一环。我更想分享的是，在拿起那个有形的话筒之前，我们更重要的功夫，是花在如何去“递话筒”——思考怎么把话语权巧妙地、有结构地交还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小双刚才从捐赠人角度谈了参与的价值，我听到两个非常棒的层次：一个是功能性的，即参与如何加深认同、促进投入；另一个更深层的，是关于我们想构建一个怎样的良善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互动。这让我想到，我们谈论“公众参与”时，其内涵远不止“捐款人的体验式活动”，它本该有更广阔的图景。
比如，公众倡导（引发社会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公众科学行动（公众用公益组织分享的科学方法参与环保监测），甚至是像我以前参与过的，收集上万个签名给市长送自行车以呼吁绿色出行……这些生动活泼的形式，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参与”。但为什么在今天，“公众参与”的声音，在很多场合被简化、甚至压缩成了“向公众筹款”这一种调子？当我们主要用“捐款人次”和“捐款额度”来评价参与时，是不是也在无意中窄化了改变的更多可能性？
这促使我不断回更为根本的问题上：我们到底为何而“参与”。
在我的工作中，参与首先是一个需要被精准定义的技术活。不存在抽象的“公众”，因为每一次设计参与，都必须回答：具体是谁？在什么范围内？以何种方式？为了什么具体目标而参与？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参与者最大的尊重。
举个例子，当一位合作发起人找我们，希望我们策划一场会议以期达成共识时，我们大量的核心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我们会像剥洋葱一样，和发起人一层层地探讨：
“您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您希望谁参与进来？”
“您期待Ta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是只需要来听听，还是希望Ta们提供建议？或者是大家共同来做这个决定？”
“换个角度想，如果您是参与者，被邀请来参加这个会，您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和智慧被尊重了吗？”
这番对话，我们常常也会问可能的参与者，然后综合多方想法，运用一个工具叫“参与式决策层次”来作出判断。这本质上是在共同设计参与的边界和流程。它的目的，是确保每个被邀请者从一开始就被真诚对待，会议的议程也能真实地回应多方的关切，而不是沦为少数人意志的“包装”。很多会议即便用了再多便利贴，参与者仍感迷茫，往往是因为在议程设定的源头，Ta们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真正的参与，首先要求我们在目标设定阶段就必须考虑到那些受这个事情影响的人。
所以，当我最终手持话筒站在台前时，我的目标恰恰是成为现场说话最少的人。我的角色是流程的守护者，通过工具和方法，创造安全的结构，让每个人的想法被看见、被倾听。我们追求的，不是控制议程，而是激发群体的潜能，帮助Ta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当然，参与并非万能灵药。我遇到过两种情况：
当一方在权力结构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时：曾有一个看似多方合作的项目希望进行一个联合的项目转型规划，但后来我们发现，其中一方的意志是决定性的，而这一方并不认为这种模式有问题。在这种缺乏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强行推动高参与度的决策过程是不现实的，而尊重现有的决策模式，或许是更务实的“参与”。
当核心目标是“精准理解”而非“共同创造”时：我曾帮助一位组织的负责人精心准备一场精彩的宣讲。因为Ta的团队急需有人将深奥的政策思路清晰传递给团队，此时的目标是高效的理解与共鸣。那么，基于这一具体目标，设计一个精彩的“输出+深度互动答疑”的流程，就是最恰当的参与。
因此，对我而言，参与不是死守的教条，而是基于对群体和目标的深度理解而进行的精心设计。
其根本目的，是帮助这个群体在特定的时空下，最有效地连接彼此，发挥潜能，实现Ta们共同渴望的改变。它是一门需要反复练习的手艺，其核心，是对人的深切尊重与信任。
03
实践与探索
（本部分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对话者分享各自领域内将“参与”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案例、方法和挑战，直面权力、伦理等深层问题。）
臧婧：方德瑞信在推广筹款伦理守则时，过去会采用一种方法，在各类活动结尾请大家来签名承诺，这本身可以看作一种参与的仪式，或者说，是为了追求一个可见的行动指标。
但签名之后呢？我们很难追踪大家回去后具体做得怎么样。这恰恰促使我们去反思：推动一项行业共识或伦理建设，其真正的成效究竟该如何衡量？如果仅仅以“有多少人签名”来评估，我们收获的可能只是一个表象的附和，而非动态的改变。
这个问题也贯穿在我们方德瑞信的许多工作中，无论是筹款伦理、筹款人职业化，还是行业生态建设。一个深刻的体会是，推动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将“大词”转化为“动词”的过程。
以我们持续推动的筹款伦理为例。过去，我们产出过《筹款伦理指引手册》，也发布过行业倡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凝结共识的静态成果。但我们会疑惑：这些纸面上的原则，在大家日常复杂的工作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理解、被认同，并真正影响着行动？
正是这种反思，让我们今年的工作方法发生了关键的转变：从输出静态文本，转向组织参与式学习。我们开始举办大量的工作坊，核心不再是单向告知“应该怎么做”，而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邀请从业者一起识别、讨论各自工作中真实的伦理困境。
我分享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有一位伙伴提出，在互联网筹款时，为了保护儿童隐私，必须给孩子的面部打码。但这可能削弱了画面带来的冲击力和故事感染力，进而影响公众对议题紧迫性的感知和捐款意愿。Ta的困境是：如何在“保护受益人尊严”和“保障捐赠人知情与共鸣”之间找到平衡？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反复掂量的专业挑战。
另一个例子更触动我。一位一线机构的筹款负责人，非常勇敢地在工作坊上分享，机构曾为了满足某个平台的流量门槛，自己捐款冲数据。Ta说出这件事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现场也有伙伴指出这可能涉及法律风险。但关键在于，Ta能够在一个同行场域里，把这份难以启齿的纠结和反思公开说出来。工作坊后，Ta和我进行了很深的交流，谈及Ta的后怕与迷茫。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伦理”这个听起来很高、很重的大词，真正落地时，就是这些具体而微的、带着温度与挣扎的“动词”：识别、感受、反思、讨论，进而做出选择。那位伙伴的勇敢敞开，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改变开端。它意味着从业者从无意识的跟随，走向了主动的觉察。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参与吗？
所以，现在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许多从业者陷入伦理困境，往往不是因为不知道何为正确，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缺乏足够的能力、方法和支持系统，去实践那种正确。Ta们可能缺的是一套在复杂情境下做判断的工具，缺的是在坚持底线时也能有效筹款的职业手法，缺的是一个能够包容讨论而非简单批判的行业环境。
因此，我们的角色也在变化：从标准制定与发布者，更多地转向支持者和同行者。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提醒大家什么是好的，更是要和伙伴们一起，去探索和创造那些 “既符合伦理又能有效工作”的具体路径。我们相信，当大家拥有更多专业的“动词”工具箱时，践行伦理才会从一个沉重的负担，转变为一种带来职业尊严与可持续性的力量。
陈志君：说到在实践中具体如何推动参与，尤其是如何面对系统中固有的权力结构，并让最沉默的人也能发声，这确实是核心的挑战与艺术。我的工作场景常常是进入一个已有的群体或网络，比如多个组织的联合行动、一个资助方联动多家执行机构的项目，或者一个需要转型的共同体。在这些场景里，我首先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系统的介入者，而非拯救者。
我进入的每一个场域，无论其表面问题如何，内部都早已有一套自行运转多年的显性及隐性规则。显性规则容易看到，比如谁负责决策、流程如何安排。但真正支配系统运行的，往往是那些隐性规则：什么话题可以公开讨论而什么不能？当出现分歧时，人们下意识会听从谁的意见？这些“潜规则”构成了系统的韧性，贸然去打破，很可能适得其反。
因此，我的第一个原则是：进入系统，先理解，再干预。我必须像一位谦逊的学徒，先去感受、倾听，尝试理解这个系统之所以如此运行的逻辑与合理性。如果我只抱着正确的方案硬闯，结果要么是我头破血流，要么是系统本身被我破坏。
那么，具体如何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尤其是如何创造一个能让最不想发言的人也能感到安全并最终参与的空间？这涉及到核心的方法论。
我分享一个与小双所提案例很相似的经历。在一次为儿童工作者举办的“替代惩罚方法”培训中，主题本是探讨体罚之外的管教方式。但一位有从军背景的参与者直接提出：“惩罚就是必要的！” 现场气氛瞬间凝固，许多人面露不悦，甚至准备反驳。
那一刻，如果我作为协作者直接否定Ta，或倡导正确的儿童权利观念，无疑会将Ta推向更对立的位置，也将关闭所有深入对话的可能。
我做的，是抛出了一个真正好奇的问题：“谢谢你愿意说出不同的看法。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经历或学习，让你如此确信惩罚是必要的？”
这个问题转变了场域的性质。Ta分享了自己在部队的经历，是如何在赏罚分明中锤炼成长、并深刻理解纪律对于团队的重要性。当Ta讲述自己的故事时，Ta从一个规则的挑战者变回了一个有真实经验的完整的人。
接着，我将问题抛给全场：“那么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培养一个士兵和陪伴一个孩子，在目标和情境上，有哪些根本的不同？我们能否从Ta宝贵的经验里，提炼出适用于儿童教育的纪律内核，而非惩罚的形式？”
瞬间，场内的对抗情绪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差异的共同探究。大家开始看到观点背后的个人历史与价值考量，讨论从“谁对谁错”转向了“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学到什么”。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不急于消灭差异，而是将差异转化为集体学习的珍贵资源。
回到刚才高卉提出的问题：如何让最不想发言的人参与？关键不在于设计多么花哨的互动技巧，而在于协作者能否守护一个坦诚言说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我们相信，当一个群体能够处于相对松弛的状态，能够好好地审视差异、并深入思考现象背后的根源时，Ta们自身就有智慧找到当下最适宜的路径。
所以，我对规则本身持开放态度。规则可以灵活变通，但我最看重的是规则运作的过程是否允许差异被看见、被重视，以及讨论能否触及大家内心真正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石。只有当我们共同触摸到那个基石时，群体才能生成真正有生命力的、属于自己的规则与行动承诺。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觉察，这也是我们作为协作者需要时刻自省的：怀揣良善的愿望介入一个系统，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就必然对系统有益。如果我们不能敬畏系统的复杂性，我们的好意很可能成为一种破坏力。
真正的参与，不是我们去赋予Ta人权力，而是通过精心的流程设计和深度的信任，激发系统内部自身蕴含的潜能，让每个成员，尤其是最沉默的成员，发现自己原本就拥有的、表达和行动的力量与权利。
高卉：谢谢小双和大头刚才的分享，让我对参与有了更系统的思考。我也忍不住想分享一些我们在实践中的摸索——尤其是如何把儿童参与这个大家通常都在提的理念，变成孩子们每天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
我们所有的营地活动，有一个核心的工作方法：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比如每个时段，我们会有8-10门选修课，志愿者只发布内容，选哪一门完全由孩子自己决定。一开始我们也很忐忑：Ta们会不会逃避选择？但结果恰恰相反，当孩子意识到“我的时间我做主”，反而更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其实对很多孩子来说，“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Ta们的生活常被外部规则填满——学校课程是统一的，家庭安排是代劳的。但通过选择来练习担当，正是主体性生长的核心。我们的开放设计就体现在三点：环境开放（走出封闭教室）、关系开放（成人是同行者而非指挥者）、选择开放（课程、路线甚至是否参与皆可自决）。
我想讲两个小故事。今年在嵩山冬季营，我们设了三条徒步路线：高挑战线、常规线、城市线。一个孩子体力不错但性格毛躁，却坚持要选高挑战线。我们尊重了Ta的选择。结果途中遇到了结冰陡坡，Ta反复摔倒时，倒还比较冷静，直到我也摔倒时，Ta忍不住哭了起来。我问Ta选这条线后悔不，Ta边抹眼泪边说：后悔，但紧接着又说：“但我也知道，我要没选这条心，一定会更后悔。”一定会走完。”那一刻其实我心里挺踏实的，因为我看到了选择带来的责任感——这不是被迫的坚持，而是对自己承诺的守护。
另一个孩子小鱼，是个温柔细腻且善良孩子，对于志愿者的请求，一般不拒绝。有天晚上志愿者邀Ta夜游，Ta下意识说“好呀”。但我看到Ta一闪而过的疑虑，所以问Ta：“你是真的想去，还是怕别人失望？”，同时提醒Ta：“你是可以拒绝的”。Ta愣了会儿，终于对志愿者说：“不好意思，我想回去写东西。”
这次拒绝，是Ta真正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参与权不仅是“选择做什么”，也是“选择可以不做什么”。
这些经历让我更清晰：我们倡导的“公众参与”，本质不应该是让公众来围观儿童，或者邀请捐赠人来监督或者体验，而是邀请有价值共识的成人，共同捍卫儿童的参与权。
它不是一场捐赠人体验活动，而是通过设计真实的参与场景，让成人在实践中理解：当我们把儿童视为有主见的个体，Ta们展现的担当和智慧远超想象。
真正的儿童友好，不是成人替孩子规划一切，而是和Ta们并肩前行，成为探索世界的伙伴，并在Ta们练习做选择、甚至练习“放弃”时，给予真正的尊重和信任。这才是公众参与最深的根基——一群认同儿童权利的大人，共同为儿童构建一个更平等、更包容的成长生态。
04
方向与衡量
（本部分对话者主要探讨“何为好的参与”，跳出量化指标，探讨评估“有效参与”的定性维度，并尝试探索行动原则与未来努力的方向。）
臧婧：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我最期待的、衡量“有效参与”的维度，那可能是一种关系的质变。
我期待的是，我们和公众的关系，能从一个我们想要去动员和卷入的对象，真正转变为我们事业上的共创伙伴。而不是停留在我们单方面想象的浏览量、捐赠额，或者仅仅是一个监督者的角色——比如，看到我们怎么花钱，看到孩子们写了感谢信。
这当然有挑战。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伙伴机构能非常清晰地说清楚自己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却不太能说清楚，我们想要影响的公众到底是谁。
我们常说没有“公众”这个词——因为公众太笼统了，它会让我们的对话失去具体、鲜活的对象感。所以我认为，一个非常关键、需要立刻发生的转变是：我们必须先清晰地识别，我们想要影响的“参与者”具体是谁。
Ta们是怎样的一群人？Ta们因何而来，内在的需求和动机是什么？Ta们目前对我们事业的认知，处于哪个阶段？而我们又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能将这段关系推动到哪个更深入的层面？
只有当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设计的所有互动、传达的所有信息，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参与，才能从一种笼统的动作，变成一场有具体对象、有温度、能共同走向未知的深度对话。这是我们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高卉：小双刚才提到关系的转变，很有共鸣，正好分享一个我们和捐赠人之间的真实故事。
我们有一位捐赠人，她最初非常认同我们服务孤困儿童的初心，但每次看到营地带着孩子们进行野外徒步——尤其是遇到暴雨还坚持走野线时，她都会非常焦虑地私信问我：“高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冒险？在公园活动不好吗？万一出事怎么办？”她还提议一些可能不容易实现的操作，比如“要不要给孩子们买更贵一点的登山鞋”。我们反复解释安全措施，但总感觉没触达她真正的担忧。
直到有一次面对面交流，我说了一句：“其实，让儿童有机会接触自然，本身就是Ta们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一刻，我看到她眼神里突然闪过“懂了”的神情。她后来慢慢理解，我们不是在刻意制造风险，而是在可控范围内，让孩子体验为自己选择负责的过程——就像那个在嵩山结冰陡坡上一边哭一边说“后悔但会走完”的孩子。她意识到，真正的保护不是把孩子圈起来，而是帮助他们在真实环境中长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后来这位捐赠人不再只是捐款，而是主动在群里为我们辩护，而且还理解了我们为什么用很长时间来选拔志愿者。更触动我的是，她也开始带孩子开始户外运动，同事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中也尝试退后一步，允许孩子做选择并承担结果。
所以对我而言，有效的公众参与，其关键指标不是捐赠额，而是这样认知改变的瞬间和关系的质变—公众从心疼孩子的支持者，转变为理解并捍卫儿童权利的同行者。
陈志君：在实际的协作工作中，比如评估一个参与式的会议或工作坊的成效时，除了是否达成预定目标，得到结论之外，我们通常会看几个能反映参与质量的维度。
首先，我们会看这个过程是否真正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深度理解。如果一场讨论结束后，大家对彼此的印象和开会前一模一样，那这个过程的价值可能就比较有限。真正有价值的时刻是，当有人发出“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原来你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感叹时。这意味着我们突破了表面的交流，触及了彼此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和背后的缘由，这是信任和深层共识的基础。
其次，我们关注参与者是否能安全、坦诚地投入。低价值的参与可能是大家话在心里口难开，说出的是体面话，而很多的顾虑和未成形的想法被隐藏。而高质量的参与，则是创造了一个场域，让参与者敢于说出那些藏在心里很久的担忧，或者不成熟但珍贵的想法，甚至在交流过程中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认知，从而碰撞出新的灵感。当参与者能从“有所保留”转变为“全然投入”，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创造力。
第三，我们当然看是否达成了共识，但我们更关注共识的“厚度”。浅层的共识可能只是“我知道了，就这么定吧”。而厚实的共识意味着参与者不仅知道结论是什么，更理解这个结论是如何产生的，它背后考虑了哪些因素，以及它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吸纳和平衡了不同人的关切、智慧与创造性。这是一种“我懂了，也认了”的状态。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看共识是否带来了对后续行动的承诺。如果共识的结果是“行吧，你说了算，我去做就是了”，这种被动感意味着承诺度很低。但如果大家说出的是“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这背后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种行动的承诺，是推动事情真正发生改变的关键动力。
如果将这几个维度迁移到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场景，我认为“理解”和“承诺”尤为关键。
有效的公众参与，不应止步于让公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是要推动一种深度的相互理解，进而激发他们愿意成为事业共创者的那份承诺。这份承诺可能体现为自己的身体力行、可能表现在成为捐赠大使，也可能是愿意动用自身的资源和人脉来支持组织，更是一种在情感和身份上认同“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归根结底，高质量的参与，其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将孤立的个体连接起来，让大家感受到彼此是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共同体，从而减少社会的撕裂感，共同面对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这与当下许多互联网产品鼓励冲动、情绪化的“用户卷入”有本质区别——真正的公众参与，始终是对每个个体思考能力和主体性的尊重与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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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次对话的结尾，也是长期推动的开端
高卉：好的，最后我想请两位用一句话来分享你们认为在公众参与中最重要的那个行动原则。对我来说，这个原则是：“一定要落在行动上。”如果一个项目声称自己重视公众参与，那就必须在行动层面说清楚——你如何评估参与的效果？如何在合作中筛选你真正期待同行的人？又如何在活动设计中，切实保障每个人的选择权和参与权？即使这会让管理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也必须这么做。因为停留在理念上的“参与”，或者是不加筛选把各种攒人头的活动都称之为参与，是没有意义的。
臧婧：我的原则是一个呼吁：“将公众参与提升到与项目有效性同等的战略高度。”它不应仅仅是传播或筹款的手段。我们需要更专业地思考：谁是我们的“公众”？我们希望在哪个阶段，向他们传递哪些核心价值？我们期待公众基于对我们价值与专业的深度信任而参与，是基于对共建良善世界的认同，而不仅仅是看钱花得透不透明、孩子有没有写感谢信。这是一种需要专业能力去构建的、更深层、更可持续的关系。
陈志君：我的原则或许可以概括为：“改变之前，先连接。”无论我们想影响的是服务对象、捐赠人还是其他伙伴，在试图促成任何改变之前，都必须先放下预设，真诚地去倾听、理解和连接对方。当我们更多地做到这一点时，与之相对的，可能发生的伤害就会更少。
高卉：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讨论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必须去区分几件事：
区分真正的“参与”和表面的“卷入”；区分基于价值认同的“参与”和基于监督问责的“捐赠人关系”；区分公益逻辑下的“参与”和商业逻辑中的“获客”。它们看似相似，底层逻辑却截然不同。
而通往真正参与的道路，或许就始于大头说的“先连接”，在于小双说的“专业化构建”，也在于我们能否将理念转化为像“把选择权还给孩子”一样具体的行动。我们吸引、带动公众理解我们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不可替代的价值。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所有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伙伴。对“参与”的追问与实践不会停止，期待在“从共识到共行”的路上，与各位继续同行。我们下次再见。
研讨会回放可通过扫码，或关注“大有启行社工视频号”获取，“大有启行社工”公众号也将于明日推送线下工作坊招募信息，欢迎持续关注。
